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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璐:建立多維空間組織體系,推進國家空間生產

      作者:趙璐 2021-09-27 09:27 來源:科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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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化、網絡化、地域化是全球化的三種力量。多中心、多尺度、非同構是國家治理空間尺度形態的主要體現。國家尺度重組已成為歐美工業轉型與危機管理的一種新空間生產策略,以提高國家機器的行政效率和全球競爭力。

        空間再生產的載體正發生顯著變化

        全球化、區域化、本地化空間再生產的載體正在發生顯著變化,并通過其間一系列連續或離散的時空聯系,將全球—國家—地方之間的垂直尺度立體化。

        一是形成了巨型城市區域和城市群。全球城市區域等戰略性的次國家空間和全球經濟競爭地理單元已成為國家治理空間尺度重構的重要地理目標和制度場所。城市作為網絡存在于網絡之中,巨型城市區域在全球化和區域化進程交互作用下形成,其強調經濟、生態系統、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體化,突破以往所強調的城市化經濟范疇,并解構傳統的城市中心化發展模式,通過都市區、城市群之間的多維網絡聯系,促進城市體系的多中心化和區域發展的再平衡。

        二是形成了區域化集群和虛擬化集群。以參與主體多元化、組織機構開放化、行業領域跨界化、鏈接機制平臺化等為特征的區域集群,為全球經濟時代的創新提供了絕佳載體。技術創新的系統化、創新組織的網絡化、產業組織的虛擬化改變著各類要素的時空配置路徑,社會經濟活動由傳統的規模集聚轉向新型的網絡集聚,且集聚規模極大增加,加速推動基于傳統地理空間集聚的區域集群,向基于網絡空間和實體空間一體化集聚的“超空間”虛擬集群演化與發展。

        三是形成了新產業空間和產城綜合體。全球化產生新產業價值鏈,其引領的產業分工促使大都市產業結構調整,建立適應高新技術的新產業空間,并成為統領城市和區域空間重組的主導力量。其中,科技園區是新經濟發展中成效最顯著的空間組織形式。同時,新產業空間正由單一生產功能向城市綜合功能轉型,通過建立生產、生活、生態融合發展的產城綜合體,以產促城、以城興產。

        四是形成了特殊經濟區域和全球經濟飛地。區域性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港、出口加工區等是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措施和政策工具,發揮著窗口與基地、先行地與試驗場、增長極與示范區等作用。同時,發展超國家層面上的自由貿易區逐漸成為集經濟、政治、外交、安全為一體推動高水平開放的重要舉措。此外,境外經貿合作區、共建工業園區等全球化經濟飛地也已成為構建高效便利的國際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重要載體。

        四方面發力推進國家空間生產

        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大循環雙輪驅動下,多元多維要素地理場所空間和虛擬網絡空間交互作用,加速重塑經濟產業空間組織模式,促進新國家空間和新發展格局的形成,并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新動能。建議從以下4個方面著力推進國家空間生產:

        一是持續發揮國家體制的引導作用。正是由于地理場所空間和虛擬網絡空間的耦合約束,需要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環境中,兼顧重視區域差異和區域內外作用,科學合理、系統規范地劃分國家治理的空間尺度,建立系統科學、規范統一的區域政策空間體系,培育具有競爭力的全球城市區域。應統籌推進更具流動性、承載力和彈性的新型基礎設施體系、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等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建設,全面提升各類社會經濟發展載體在傳統地理空間的物理連接性和在多重要素流動空間的“超空間”網絡連接性。應統籌布局、科學分工,加快建設國際/區域科創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等經濟一體化空間再生產的門戶樞紐,將城市節點和信息節點等有效整合,不斷強化資本、技術、人才、數據等要素的網絡集聚效能,全面提高全球城市體系、全球創新網絡、全球金融體系、全球經貿體系中的樞紐能級水平。

        二是重視區域性地域組織的協調作用。城市區域多尺度空間具有反身性,其既是空間生產的產物,也是空間生產的源頭。治理尺度的動態重配并與地理尺度相耦合是巨型城市區域治理尺度建構的本質。應充分利用府際協議、地方政府聯席會議、城市間聯盟、區域治理專門機構等具體機制,搭建多層次、多類型、制度化、權威性的跨區域協調組織體系,以柔性的尺度重構實現縱向對接、橫向互聯以及地理邊界、行政邊界、經濟邊界的良性耦合,有效解決巨型城市區域合作治理的困境,促進次國家區域開拓內生性發展潛力。應以超越國家的全球視野,以資本流動的動態視角,積極參與超國家層面的大區域合作,充分依托超國家層面的政府間合作機制、區域一體化組織等,培養制度認同和信任,建立雙邊或有限多邊的區域一體化合作,減少參與全球化分工的交易成本。

        三是強化網絡化協作組織的樞紐作用。網絡化協作組織是處于科層組織和市場組織之間的雙邊、多邊及交錯混合的中間組織形態,能夠體現全球—區域—本地多維空間尺度下不同經濟行為主體的合作與競爭關系。應充分發揮集群組織、聯盟組織、行業協會等網絡化協作組織的橋梁紐帶和“織網人”作用,有效連接政產學研金介用等各類主體,建立更加開闊的協同治理體系,促進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供應鏈多鏈同構,實現跨主體、跨行業、跨區域的產業合作、技術合作、科技合作。應強化龍頭企業、產業聯合體、產業園區、產業集群等網絡化產業組織載體平臺的建設與發展,充分借助工業互聯網以及數字化技術升級打造虛擬集群,打破產業發展的空間阻力與融合阻力,并適應網絡結構的運行與演化,健全網絡化協作各主體之間的利益聯結機制,以保證網絡化協作組織的有序運作。

        四是堅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共識。全球化為經濟提供增長動力的同時,世界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社會信息化發展迅速。在德治與法治的全球“雙擎治理”模式下,價值共識是全球合作的價值觀基礎,也是全球治理的基石。應堅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共識,倡導合作共贏模式,推動建立開放、包容、透明的國際制度體系。應以人為本,重視以系統觀整體平衡和解決經濟—社會—生態問題,重視決策統一性和執行靈活性的動態平衡。特別是在適應氣候變化、極端氣候災害應急治理等議題中,應高度重視民眾機動能力建設、信息和信息解讀培訓等。此外,人類社會、數字空間和物理世界“人機物”三元融合的新社會形態,帶來區域治理和社會治理空間的尺度重構。應持續開展數字技能培訓和轉崗培訓,提升全民數字技能和數字素養,培養創新型數字勞動力,避免結構性失業風險,并加強平臺經濟、零工經濟等新型就業模式監管。

      (作者:趙璐,系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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