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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海波:知識產權保護是創新發展的基本保障

      作者:劉海波 2018-05-24 08:41 來源:紫光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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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知識產權制度是我國改革開放總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力支撐了改革開放戰略目標的不斷實現。在前不久舉行的2018博鰲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這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最重要的內容,也是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最大的激勵。對此,外資企業有要求,中國企業更有要求。”充分展現了我國全面、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的國家意志,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行動指南和根本遵循。
        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成效顯著  
         一是以頂層指導性文件為指引、以工作部署性文件為牽引、以法律規范性文件為主體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體系日趨完備。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由頂層指導性文件、工作部署性文件和法律規范性文件組成,充分體現了原則性和靈活性密切結合的特點。這種既堅持基本原則、又能靈活解決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有效需求的制度體系,為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地位提高做出了重要而獨特的貢獻。
        二是司法保護主導、行政保護緊密銜接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運行體制機制基本健全。我國《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有關法律都規定了人民法院的終局裁決權,這是發揮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主導作用的直接法律依據。近年來,行政保護與司法保護銜接機制不斷完善,在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統一集中審理的“三審合一”、專利糾紛行政調解協議司法確認、知識產權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此外,在海關、電商等專門性強、專業要求高的領域,知識產權行政保護發揮著突出作用。
        三是依照法定程序、廣泛吸收利益關聯各方參與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創設和調整能力持續提高。在制度創設方面,2013年3月1日正式實施的國家標準《企業知識產權管理規范》、2017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國家標準《科研組織知識產權管理規范》 《高等學校知識產權管理規范》,是我國在世界范圍內首創的,利用國家標準形式和認證手段推動企業、科研機構和大學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已經引起國際標準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關注。截至2017年11月底,超過6000家企業通過貫標認證,科研機構和大學的貫標工作也在積極推進中。在制度調整方面,《專利法》的每8年左右修訂一次的定期修訂模式已經基本確立,《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的修改與完善也呈現出類似趨勢。《專利審查指南》中關于GUI(圖形用戶界面)、商業方法申請專利的規定,及時地反映了我國產業創新發展的需求。
        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意志堅定
        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設,一直沿著黨中央指引的道路前進。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十八大報告提出“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十九大報告提出“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這些綱領性的表述時代性地指明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設的戰略方向和總體目標。尤其是十八大以來,我國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設受到空前重視,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激勵創新的產權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深化知識產權領域改革,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十八大以來的這段時期,也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建設步伐最快、成效最顯著的一個重要歷史性階段。
        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的相關政策對知識產權保護給予高度關注,國務院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作出很多全局性部署。201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實施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2015年12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新形勢下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實行更加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2016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指出要“強化知識產權制度對創新的基本保障作用”。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單列“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一章,明確指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具體要求。2017年11月,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若干問題的意見》,強調“樹立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的理念”。
        今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重新組建國家知識產權局,負責保護知識產權工作,推動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設,負責商標、專利、原產地地理標志的注冊登記和行政裁決,指導商標、專利執法工作等。
        我國知識產權保護任重道遠  
        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體系完整、符合國情、接軌國際、運行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滿意度由2012年的63.69分,提高到2017年的76.69分,樹立了為世界所公認的知識產權大國形象。但是必須認識到,創新發展日新月異,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永遠在路上。近期發生的一些事件和變化,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提出新的挑戰。
        一是中興事件痛“芯”疾首。4月16日美國政府發布禁止美國企業向我國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在未來7年內出售敏感產品的公告,引發了關于我國芯片自主創新的廣泛討論。輿情洶洶,“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已成各方共識。
        二是商業秘密不容忽視。商業秘密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的保護形式互為補充。但不遵從公示公信的原則,而是采取多種保密措施進行保護,一旦被泄露或是為他人利用,就會給權利人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在立法中給予商業秘密所有者訴權以及獲得救濟的權利,對于維護合法商業利益尤為重要。
        三是數字技術挑戰甚多。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加速了知識產權載體的復制和傳播,而且侵權模式也變得更加復雜隱蔽,給權利人的維權行動帶來很大困難,相應地,世界各國開始建立多種多樣的新制度,在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同時,注重權利所有人、網絡服務提供者及社會公眾三者之間的利益平衡。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若干建議  
        妥善處理知識產權法與市場監管法之間的關系。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給知識產權保護帶來的變化,必然會體現于相關法律規范的實施過程之中。如何避免因管理體制、機制變化阻礙法律規范的實施,妥善處理知識產權法與市場監管法之間的關系,是機構重新組建過程中需要給予足夠關注的問題。
        加強知識產權法與科技法的協調、統一。我國知識產權法與科學技術法的關系尚不清晰,存在大量亟須厘清的問題。例如,我國《專利法》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中均有“獎勵”和“報酬”的相關規定。那么,兩者之間存在何種聯系與差異,能否作為同一概念加以理解和適用,需要加以準確界定。考慮到科技成果轉化與知識產權保護運營關系極為密切的客觀背景,有必要從制度層面厘清不同法律體系中“獎酬制度”的聯系與區別,為法律規范的落實與實施掃除障礙。
        完善商業秘密領域的立法,制定《商業秘密保護指南》。我國現行立法關于商業秘密保護的規定散見于《反不正當競爭法》《刑法》《合同法》和《勞動法》等法律法規之中,導致商業秘密的保護存在司法裁判標準不統一、法律適用復雜、救濟成本高等問題。考慮到我國立法工作的實際情況,可以在商業秘密單獨立法的時機尚不成熟之際,采取制定《商業秘密保護指南》方式,明確商業秘密保護的保護范圍等重要事項,以期更為有效地應對日益突出的侵犯商業秘密問題。
        在審判實踐中,審判指南對法官有重要參考作用。不同技術領域知識產權特征區別明顯,有針對性地進行審判難度甚高,有必要制定和發布相應的審判指南,為新興技術領域知識產權審判提供幫助。在當前眾多的新興技術領域中,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尤為值得關注。有必要從這三個領域做起,逐步建立起體系化的新興技術領域知識產權審判輔助系統。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原載于5月23日《紫光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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